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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下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年会·平行论坛“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点击进入）在福州·永泰县梧埕村如期举行。论坛由永泰县乡村复兴基金会承办，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协办，永泰县委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特别支持，采用线下论坛+线上直播方式呈现，论坛持续3.5小时，共计165000人次参与直播互动。
论坛特邀丁元竹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乡村振兴中的公共服务建设》。以下内容根据丁教授口述整理，供参考。
现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导，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志愿服务论坛》主编，费孝通先生弟子。曾担任联合国等若干国际组织咨询专家，主持国家有关部委委托课题、国际组织课题数十项。乡村振兴实际上是个百年话题。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让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西方资本的进入，西方大机器生产对中国乡土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所以在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100多年，中国的乡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先辈：包括梁漱溟先生，晏阳初先生，还有费孝通先生的姐姐费达生，都在乡村中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未来，这也成为我们的学者和实践者思考中国道路的一条路径。所以大家看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那些文献，你会发现有关工业立国还是农业立国，工业化、城市化，还是乡村化等等，这些话题都是大家讨论的话题。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48年所著《乡土中国》探讨的就是乡村问题
本书被教育部列为中学教材，丁元竹先生撰写导读，费老外孙张喆先生负责审读。
所以乡村问题是一个百年话题，也进行了100多年的探索。中国的乡村社会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变迁，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认为它依然是个乡土社会。
根据统计数据：1949年乡村人口占比约90%，城市人口10%。图源：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1949年之前中国是个乡土社会，从1949年到1978年又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采取的农村发展政策在1978年改革的时候又重启，重新推动农村的发展。到1978年，城镇人口大约占到17%，不到18%，所以那个时候依然是个乡土社会，只是说比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城市人口多了一点。但是到了去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去年城市化人口占到了63%，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去年我们已经进入了城市化中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作出了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乡村振兴，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如果我们仔细看，它与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改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农村改革主要是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那时候我们有10亿人口，其中8亿在农村，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是个核心问题。刚才我提到《乡土中国》，其实中国百年历史围绕着农村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让农民富起来？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江村经济》里面最后一段有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村的贫困问题，而农村的贫困问题的根源核心是发展农村以外的其他产业和解决好土地制度问题。”所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行的一系列发展，乡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是在国民经济成长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有了显著提高后，为了更大程度上激发城乡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居民共同富裕而采取的一项战略举措。也就是说，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过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最近4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发展起来了，农民富裕起来了，富裕起来的农民和进入乡村发展的城镇居民出现了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所以富裕起来的农民和进入乡村发展的城镇居民需要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在我看来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人口服务、保障性住房、残疾人服务，还有社会救助等等。除此之外还有非基本公共服务，因为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不仅要满足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还要有一些非基本的根据居民自身生活条件和收入而产生的公共服务。还有一些生活性服务。有了各类服务，人们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在农村住下来，才能实现乡村的振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前年我到西部的一个乡村去看，我感受非常深。有一个乡村的书屋经营得非常好，是一个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回来经营的。我问他，你在这个地方经营书屋，那你的孩子上学在哪上？他说，我的父母和孩子在城里住着，我是在这经营，在这挣钱，然后他们在城里要上学，老年人生病了要看病。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乡村不能满足居民的这种公共服务需求。这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农民在乡村中不能实现整个家庭的居住，那他的生活是不完整。所以乡村的居民如何有就业，能发展，同时把教育、医疗这些基本的服务和非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生活性的服务，提供给农民，提供给从城市进入乡村地区来发展的城镇居民，这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谈这个问题。国家刚刚通过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1年）》里面讲到，要“鼓励社会资本改造传统小商业、小门店、小集市等商业网点，满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需要，积极发展批发零售、养老托幼、文化教育、环境卫生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网点，推动便利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为乡村居民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就是说，乡村振兴不仅要有产业振兴，当然主要是产业振兴，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就解决不了农民的生计问题。但是有了就业，有了收入，没有公共服务，农民也不能安居乐业。不仅是农民，包括城镇居民，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提高到一定的质量之后，他一定会去寻找更大的市场来满足他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比如说到省城，甚至在国际市场上去寻找教育、医疗资源，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的现象。另一个方面，乡村振兴，要让农民在乡村居住下来，让城里人能够有机会在乡村发展，实现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那么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就必然提上议程。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解，我把今天的主题定在了乡村振兴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逻辑上。我想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逻辑：一、微观视角：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与公共服务需求；二、宏观视角：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发展需求与公共服务需求；三、不断发展和完善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制机制。
近代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乡村的根本问题是贫困问题。解决贫困问题是我们老一辈学者，包括革命家，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大家看电视剧《觉醒年代》，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去天津的路上看到一些难民，他们两个人对着难民发誓，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这个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通过人民公社，以及一系列的集体经济建设，目的也是想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当然1978年以后的改革先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后，农村的人口就开始流动，流入城市。我记得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这段时期，中国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在苏南一带就形成了半壁江山。但这个时期农村的主要发展还是产业发展。我记得我跟社会学家费孝通出差，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看这些地方的农民怎么发展？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展？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还是发展服务业？是用本地资源发展什么样的乡镇企业，它的模式是什么？比如说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我们看了很多的模式，农民因地制宜，通过发展不同类型的非农以外产业富裕起来了。这个时期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导致农民富裕起来之后，有大量的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一开始这些人进入城市以后，他的主要问题还是解决生计问题，在城市怎么能够有地方住？怎么能够找到工作？慢慢地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这些人的孩子慢慢也进城了，进城以后就有一个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也相应地提供一些措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我参加北京市十五规划的时候，北京市首次探索如何为进到北京的几百万农民工提供子女在北京上学的机会，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共服务的解决问题。而且在这个时期到十一五时期，我们党就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之后，农村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我给大家分享个例子。有一个村子是西部的村子，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靠发展农业，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就先走一步搞了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很快的背景下，它不仅发展小煤窑、砖厂、水泥厂，还发展影视业，发展地非常快。等全国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它又开始搞旅游业，所以现在整个村子的原居民大约有280人，大概60户，但是外来打工的农民已经到了5000多人。原居民的平均收入近百万，其他外来居民在这也居住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村子有5000多人在这打工，在这生活，那么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就不是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问题，而是在乡村中进行乡村建设、发展乡村的这些人，他们的公共服务、他们的教育和医疗怎么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富裕起来的农民需要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产业发展以后，人民富裕起来以后，如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方面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十一五开始，北京市探索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当时叫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后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和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也就是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其中就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非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生活性服务。这是在更高发展阶段上解决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的需求问题，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谈到乡村振兴的时候，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要真正解决乡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一方面需要国家从宏观的规划、宏观的投资体制，包括规划体制、财政体制，来把城乡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建起来。但是真正让乡村居民享受到公共服务还是要发展乡村的集体经济，通过乡村集体经济把基础设施的运行建设起来，这样就把最后一公里打通了，农民的公共服务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公共服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小结一开始我们主要还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农民的产业问题。到后来随着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之后，我们要解决城市中的乡村居民（或者叫“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问题。随着乡村的发展，如何让更多的乡村资源得到开发，就需要把乡村的公共服务也建设起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这段大家就看到我们国家的乡村发展历史，实际上是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一开始我们讲无工不富，讲发展乡镇企业，到后来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段历史就反映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形式的不一样，和居民的社会需求都不一样。
（一）人口向城市流动：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新市民的权利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需求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不一样。刚才其实我已经把这一段讲了，随着农村发展起来了，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之后大量的农民就要到城市去找工作，因为完全在土地上进行耕种是不可能有更多收入的。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社会学家费孝通到江苏温州调研，看到当时最早出现的“离土不离乡”的现象，就是早上离开农村去乡镇企业打工，晚上就回来了。再后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崛起，四川、安徽、西部的农民就到东部沿海地区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因为那个时期也是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期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大量吸取乡村居民进入城市。而进入城市的第一代人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高，但第二代人的需求越来越高。随着人口的流动，就出现了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正在形成新的发展格局。那么城乡公共服务的布局就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点，这就要在新发展阶段上实现城乡资源的合理布局。大家想一想，无论是跟其他西方国家，还是与东方国家比较，我们国家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人口众多。我们有14亿人口，现在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大约有九亿，还有五亿零八百万人生活在农村。由于西部地区受到资源、区位的影响，人口向西部聚集的可能性与东部相比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布局14亿人口的发展和富裕问题，布局14亿人口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这5亿人有三种形式，一种是郊区村，郊区村会慢慢融入城市；还有一种是远离城镇，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经济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它会通过行政、产业发展的方式逐步集中形成更大的居民点；还有一些乡村，由于它特定的区位环境和人口，慢慢地随着老一代的离去，这些村子会更加弱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布局城乡公共资源、城乡生产力资源，是我们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新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也有这样的特点，像日本随着经济速度的放缓，城市资源会向乡村流动，它要在乡村中流动，在乡村中经营，就必然需要公共服务。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也看到在很多乡村有一些城市的资源开始布局了。我在西部的一个乡村就看到，这个村里有星巴克，有麦当劳，还有城市银行在那设的经营点。我曾经跟当地文旅公司的老总谈到这个问题，他说随着这种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和城市人口向乡村寻找发展机会，公共服务在乡村的布局就成为必然。所以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城乡居民会有不同的发展需求，同时对公共服务也有不同的需求。
这是农业部今年公布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变化情况”，可以看到现在农民的收入来源非常多，其中有工资性的收入，也有经营性的收入，还有财产性的收入，以及其他方面的收入。比如我看到山东的一个村子，它的收入有三个来源。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时候有工资性的收入，还有一部分农民年龄大了，他不能在城市中就业了怎么办？他还愿意耕地，但是这个村已经没有地了，村支书就跟街道办事处商量，在外面流转出七百亩地来让那些在城市不能就业，但是能够种地的人去种大棚，通过大棚就有经营性的收入。另外因为是城中村，他们盖起了24座商住楼，其中有一部分他们作为商品卖出去了，他们有了集体的收入，也有一些店铺，一些农民就在这店铺中进行经营。所以农民收入就多元化了。因此这种收入多元化和收入的不断提高，对公共服务就形成了不同的要求。（三）共同富裕和资源双向流动体制夯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物质和体制基础
这张表是我在西部的一个农村看到的，这些农民自发地办起了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有各方面的股东，既有当地的农民，也有城市的居民。这张表就反映了城乡资源与城市的资金开始流入农村，和农民一起来合作。这种合作是一种集体经济的合作方式，刚才谈到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必须有集体经济拿出一部分钱来建设基本的公共服务，而这个村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这是个酸奶合作社，当地有一家大户生产酸奶生产地非常好，但是他要发展做大，光靠自己的资金不行，所以这个村的干部就跟他商量搞一个合作社，比如说你自己出资不超过整个股金的20%，其他的由别人来出钱，其他居民出钱以后大家一起来干，最后分红，集体经济从中要提取20%。这20%干什么呢？来修路，修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这样就把政府所建的道路、卫生设施通过这种集体经济在乡村中落脚，形成乡村最基层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点。这样就把政府所设计的公共服务给打通了，打通了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服务形式。所以乡村的公共服务要布局，乡村的集体经济要发展。
大家看，这是他们乡村的晚景小吃一条街。大家看农民非常讲信誉。大家也看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振兴，你在外面看，它保留了传统的文化、习惯习俗、建筑风格，但是它的内部是完全按照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它的浴缸沙发，它的设施完全是现代化的。实际上我理解的乡村振兴，从根本上来说是利用传统乡村的文化底蕴，加上现代的生活方式，慢慢地让城乡之间的生活方式在品质上越来越接近，这样城乡的双向流动就会越来越顺畅，当然这需要土地制度的创新，需要人口、人才体制机制等一系列的创新。过去我们的公共服务往往布局在城市，特别是像三甲医院都集中在大城市。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包括国家发改委，都在考虑在空间上合理地布局公共服务，在一些乡村地区建立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样就实现公共服务的合理布局，使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社会保障在空间上得到合理分布，使我们的人口和产业也得到健康发展。数字技术一方面可以解决乡村的公共服务，比如说通过数字技术来推动乡村的教育、医疗、文化传播等，使乡村居民能够不用离开乡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乡村一定是有一个能人或者是一个集体在推动基层的创新。举个例子，我看过两个村子，这两个村子能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村子的党总支书记过去都是搞过乡镇企业的，甚至有一位还在省里办企业，后来他就回乡搞企业，因为他的思路广，他的社会关系、社会面也广，所以他就能把各种资源组织动员起来。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完善乡村经济、振兴乡村经济，就要不断去挖掘人才，让城市的人才和乡村的人才实现双向的流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完善人才体制，使来的人能够留得下来，工作地舒心、工作地放心，这也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总结：我们国家的乡村发展是一个百年话题，从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依靠农民、工人阶级来进行革命，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我们老一辈的学者们探索乡村振兴，也是想让农民富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人民公社，通过改革开放，一步一步地让农民富了起来。富起来的农民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卫生这些公共服务就都提到了议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进入新发展阶段，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新形势下乡村振兴就摆上了议程。所以乡村振兴意味着我们要在城乡之间，使农民在富裕的基础上，在已经解决温饱的农村，不断地实现共同富裕，使已经富裕的乡村能够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发展。要实现这些，把公共服务提上议程进行合理布局，实现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在新阶段要做的一件重要工作。 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包括基金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动员社会资源的方式，通过社会创新的方式来提供公共服务，参与到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社会保障以及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中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社会力量的作用非常重大，也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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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基金会论坛2021年会《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